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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西北师范大学】踏遍青山人未老 栽成桃李满园春—— — 学生眼中的孔宪武先生

时间:2019-10-21 | 来源:西北师范大学 


在西北师大的历史中,有无数大师默默耕耘在学术的土地上,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,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们是学校科研教学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,也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,更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。著名植物分类学家、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的孔宪武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一员。孔宪武先生18971984),河北高邑人,一生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,学术精湛,造诣很深。曾在河北大学、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、西北农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。1942年,到西北师范学院博物系任教,解放后,任西北师范学院副院长、教务长、生物系主任、植物研究所所长、一级教授。著有 《兰州植物通志》 《中国植物志藜科》 《中国植物志—— — 紫草科》 等名作。

朱格麟和赵国珍都是孔宪武先生的学生。朱格麟 1952 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,1956年毕业留校后担任孔宪武的助教;赵国珍 1956年考入西北师院生物系。孔宪武先生在科研、教学、生活等方面,都给学生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助推剂。

乐育英才

 抗战爆发以后,孔宪武先生所在的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被迫迁移到陕西武功,由于经费支绌,便与西北农学院合办,改名西北植物研究所。1939年,西北技艺专科学校 (甘肃农业大学的前身) 在兰州成立,孔宪武先生被调入该校任教授。1942年,受聘西北师范学院博物系教授,从此一干就是 43年。抗战胜利后,学校部分师生回北京复校,孔宪武毅然选择继续留在西北师院。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在西北。

 20世纪 40年代,孔宪武先生在兰州已经声名远扬,除了在西北师院教书外,他还给国立西北技专、兰州大学兼课。由于交通不便,他去两校上课不是乘马车、坐羊皮筏子,就是步行,行程 10余里,风雨无阻,连续达六、七年之久,为两校的教学和植物标本室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 1949年后,孔宪武先生担任西北师院生物系主任,采取了很多方法激励年轻教师提高教学质量。教学中,他善于激发学生兴趣。上课前,他会让助教准备很多植物标本,在植物生长期,他还让助教把与课堂有关的植物都采集起来,讲课的时候供学生观察。比如在讲豆科前,他把能够看到的豆科植物都采集到,在课堂上讲得深入浅出,便于学生理解。通过实地观察,学生们学得都很扎实。他常常到五泉山、白塔山观察,用本地采集到的植物标本来上植物分类学课。他发现五泉山上有野生的文冠果,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植物,他让助教去五泉山挖几棵小苗栽到了生物园的小院。后来,这几棵树长大了,花开时刻,漂亮极了。

 每隔一段时间,孔宪武还会带学生去校园里、山上或者公园实地观察。据朱格麟老师介绍,自己对植物分类学的兴趣缘于孔宪武。朱格麟说:“我是陕西人,以前在大平原上生活,见到的植被种类很少。来到兰州后,对植物特别感兴趣,尤其是孔老带我们去实习,当我看到山上的植物长得那么好、那么密时,我渐渐喜欢上了植物分类学。”让朱格麟印象最深的是孔宪武带他们去邓家花园,“孔老与邓宝珊认识,关系很好,邓宝珊很重视他。那时通信不便,不会提前打招呼,孔老每次到访,邓宝珊都非常热情,马上出来欢迎。”

 建国初期,生物系人不多,在动物研究方面有一些人员,在植物研究方面仅有几个年轻教师。孔宪武很注重对他们的培的留美学者吕忠恕、兰州医学院的裴老师。对于学生们来说,能够听到知名学者讲课是非常幸运的事情!孔宪武对教学的要求非常严格,为学校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,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了贡献。

科研翘楚

 1949年以前,胡先骕、刘慎鄂、钱崇澍等一批植物学大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,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亦从这里发端。孔宪武先生在此受到了严格的植物分类学训练。

 从陕西到兰州,孔宪武十分注重对当地植物的研究。除了教学以外,对科研没有硬性规定,但他仍会坚持做研究。当时植物分类学方面的资料极少,中文资料几乎没有,仅有的一些资料都是外文的!孔宪武在武功时,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一本书—— — 《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》,西北农学院将其作为课本再版多次。到兰州后,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 《兰州植物通志》,几经周折印刷出版。这些作品完全是靠他一个人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,把中国的古书同西方拉丁文的书结合起来,又附上拉丁文的植物说明做出来的,在当时影响很大。“我认为他做的工作是开拓性的,之前没有人做过。即使在毕业以后,我们还不断翻阅 《兰州植物通志》 来提高自己的认识。”朱格麟对孔宪武由衷的敬佩。

 朱格麟工作以后,学校派他做孔宪武先生的助手,跟随孔宪武赴京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。朱格麟介绍:20世纪 50 年代,植物学界开始编写 《中国植物志》 ,孔老担任编委,主要承担藜科、紫草科部分的编写任务,一去就是几年。孔老带着我不仅完成了任务,而且还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品种,一个叫苞藜,一个叫滨藜。苞藜是孔老在研究中途派我前往甘南、在迭部县一个小区群中采集到的一个新品种;经过我们研究,这是古老植物残留下来的品种,后来我在美国继续做了对它的追踪。滨藜是我和孔老在一个一个地检查、解剖全国收集来的标本中发现的。当时孔老特别高兴,后来我也写了关于滨藜的文章发表后,在国际上的产生了很大反响。”

 60年代初,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西北分院,郭沫若院长撰写聘书,聘请孔宪武担任西北分院筹委会委员。之后,西北分院想把他请过去工作,但由于学校教学需要,孔宪武仍然留在了师院。经教育部批准,在师院为孔宪武成立了植物研究所,以便加强对西北植物区系进行调查和研究。以前,生物系标本很少,研究所成立后,孔宪武在植物标本收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,标本放满了三间大教室。研究所成立初期,资料特别缺乏,孔宪武在北京编撰 《中国植物志》 的时候复制回来了很多资料。标本室、资料室都在“文革”之前建立起来了,生物系才有条件承担了一些国家科研项目。

敦厚淳朴

 孔宪武先生为人朴实、善良,乐善好施。据朱格麟讲述:“孔老是个和蔼可亲的人,高高的个子,戴一副眼镜,当时学校里很多老人都知道他,说他‘真的是好人’。”赵国珍 1960年留校任教,他记得每次寒假前,孔宪武总是对系里的年轻教师和学生说:“你们回家,如果没钱了,就从孔师母那儿拿点儿钱,等你们有钱了再还。”赵国珍讲述着:“这是他每年必须做的一件事!我们当时工资才 12元,过年回家不够花销,有时候也会写个借条,找孔师母借一些钱回家过年。”孔宪武时刻都牵挂着自己的学生,朱格麟讲述了一次真实的经历:“有一次我跟孔老乘飞机去广州开会,中途在长沙停下来休息了一夜。他晚上做梦的时候还在说梦话,醒来后问他在说什么,他说:‘我刚梦见一个学生,正在给学生讲一个问题呢’。”

 在生活作风方面,孔宪武对自己要求很严格。赵国珍说:“我们以前为了让鞋子更耐穿,会在鞋子前后用皮子补一下。孔先生是一级教授,每月工资 400 多元,但他和孔师母也不例外,把鞋子前后用补丁填补。他家的茶杯不小心打破了,就到补碗店铺去补一下。夏天,孔师母把吃完的西瓜籽晒在窗台上,以备过年之需。老俩口对自己要求简单又朴实,在老师和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!”

 孔宪武对自己要求严格,对工作一丝不苟,对学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朱格麟深有体会地说:“孔老一生按时上班,从未迟到过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也努力地这么做着。”

 “青松百尺后凋身,乐育英才忘苦辛。踏遍青山人未老,栽成桃李满园春。”这是孔宪武先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,生物系和植物分类研究室的师生在庆功会上献给他的诗,公正恰当地评价了其一生的功绩。“日月既往,不可复追”。孔宪武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 30余年的时光了,但他这种从教、治学、为人、做事的典范和懿行仍是今天鞭策莘莘学子前进的精神源泉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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